我是一隻小小鳥

相較於外界對藏民「流亡異地」、「尋求民族認同」等單一印象，人類學者鄧湘漪在《流亡日日》書中寫出了在印度流亡藏人的日常，生活的柴米油鹽、對跳機西方的漫長等待，與寺院內瑣碎的工作，「我想這是一部黑暗的作品。」她自剖。

6年級的鄧湘漪從事NGO工作20多年，2005年踏入印度藏區後，便與此地有了長年牽絆。之後她進入學院，以人類學所訓練的田靜電排油煙機野蹲點方式，交出博士論文、民族誌作品《流亡日日》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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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表示在人類學定義中，民族誌是「關於異文化的寫作」，也是「理解他人的寫作」，然而這過程也不斷地回擊著她自身生命經驗，外表開朗的她坦言在田野地不時陷入孤獨與矛盾，「這或許是來自對他們處境的感受，因此我最想表達的，就是他們在為了生存的處處掙扎。」

2005年以來，鄧湘漪走訪印度大大小小50多個藏人屯墾區，最後以南部的拜拉古比、北部的德蘭薩拉為主要報導地。書中描繪他們在「流亡」這個處境下的生活狀態；那可瑣碎至居住地因取水難，每到房東一天一次的「放水」時間，人人衝著水桶往外衝的景象；或女尼雀丹因怕人閒話，為了該把二手洗衣機擺在浴室或戶外陽台而苦惱不已；以及還俗僧侶回憶擔負寺院「送錢」任務時，不滿寺院未提供安全保護、一路擔憂被搶被殺的心情。

鄧湘漪爬梳了藏人聚落的生產與勞動情況、外人不知的暗黑經濟等。不像許多西藏作品聚焦「反共抗暴」的政治訴求，鄧湘漪反倒不覺得要控訴誰，「因為每個人都生活在結構裡，政府是誰？政府就是我們個人，而每個人都亦正亦邪。」

鄧湘漪說，在田野中，常為了取材、處理人際關係而陷入辛苦盤算，與某些人接觸能感受到彼此角力，到寫作時她才能抽身好好梳理。但相對於在NGO擔任社工時以「解決問題」為要務，人類學則教會她在遇到衝突疑惑時，「態度更溫柔，先理解，再做目標性工作。」換句話說，「在異地與異文化中模糊彼此的邊界，讓彼此互動有更多可能。」

(中國時報)